就在我打电话到她学校去之前，我已经知道是怎样的回答了——“对不起，这儿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我没有请他们去查查名册，明知道查了之后，回答仍是一样。
　　就是如此。
　　我得努力来叙述这以后几个星期里我的心情。我知道这使我不得不信的事是荒乎其唐的，可是我相信。同时，我又怕。而我所怕的不是具体的东西，我连自己怕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更糟。因为人们无论醒着，或是睡着，最害怕的就是那不可知的东西。
　　我不知道哪一样最难受——是怕的感觉，还是明明离开后，冲到我身边来的那种突然的孤独。她已经走到比远海更辽远的地方去了。世界上甚至没有一个地方我能够找到她。
　　这使我觉得周围的世界古怪得空虚——沉寂，而且空虚，就像小提琴没有拉曲子时的木头壳子一样。只要有一个音就会使它完全活起来。一个音就会使它成为乐器。可是这一个音不来，没有人碰它。它始终是只空壳子。
　　起初，我只沉浸在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里，同时，又被这件事弄得神魂颠倒，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我自己，为什么太阳升起来时，总是另外一天，而不是过去的一个日子，或者想想，我做的事究竟有多少真是自己做的。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自己的愚昧、自己的无知，不大觉得感激。我们以为只有一条路，一个方向——向前。我们接受这个，往前赶。我们想到神明，想到宇宙的神秘，可是我们并不时常想起它，而且并不真正相信这是神秘。不相信这种事即使解释给我们听，也还是我们不懂得的。也许这是因为，说来说去，我们并不真正相信有神明。在我们心里，我们总深信这是我们的世界，不是他的。
　　我们真蠢啊！不过我们生来就蠢——就无知，就愚昧。也靠这一点愚昧，使我们在这世界上活下去，舒舒服服地在神秘中活下去。既不知道，又猜不出，我们就不必多费脑筋去想。我们无知，所以每天早上醒来，会感到又是一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是一大串日子里的另一天。我们愚昧，所以每做一件事都像刚做的一样，都像是自己运用意志的结果。要不是这样愚昧，我们早已死在恐惧之中，冻实了，瘫痪了。否则的话，就会像那些获知神明真名实姓的老圣徒一样，被人所不能接受的启示烧得像火焰。
　　我又工作起来。我站在画架前，总算恢复了一点心情的宁静。我发觉我的缆还是系在地球上。而且，不管神明是什么主意，我只要想活下去，就得靠自己努力。渐渐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种恐惧的疑云，在我心里全烧尽，剩下的只是清醒、感激——还有孤独。
　　这种孤独之感在我而言既没有料到，又不习惯。我没有把我画好的像立刻送到余博那里去，也是这个缘故。我所有的明明就是这一点点，我全靠这一点点来提醒自己，她的确在那儿，在这世界上。因此，我没法使自己舍去它。我发现我一直在等她回来。我的某些性格一向很健全，很知足，现在忽然不对了，像失去了什么似的。
　　老马有一天发现我对我的画说话。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也许是以前对真正的明明说过的一些话。他轻轻走到我身后，手里拿着一根掸尘，伸着脖子望，“好啊，”他说，“好啊。”
　　我吓了一跳，而且很不痛快。我走开去，装作并不在一个人自言自语，好像这完全是弄错了，好像这样毫不足怪。可是这骗不了老马。“你提过的那个来找你的女孩子，”他说，声音里充满恶意，“是你的情人。”
　　我对他涌起一阵怒火。“你是个蠢货！”我骂。我想打他，想把他推出屋子。可是他一点不示弱，我怎样看他，他怎样看我。“蠢货不是我。”他狠狠地说。
　　他走到门口，傲气十足。“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离开这里，”他说，“自有别人要这个地方。”
　　临出去，他又加上一句——“你不是个规矩人。”
　　我想追上去，告诉他我预备就走，立刻就走……可是才赶上两步，就茫然站住。我想起我不能走。这是明明的屋子：她在这里坐过，我们在这里一同吃过午饭，这是她喜欢回来的地方——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充满了她的回忆。
　　何况，假如我搬了家，她又怎么再找到我呢？
　　我把门轻轻关上，慢慢回到屋子里。我只好住下去。只好对老马说，刚才的话我很抱歉。这使我觉得嘴里味道很苦。我把明明的像转过去，对着墙，打算暂时不想到她身上去。
　　可是仍然一样，除了她，我简直什么都不想。那时是三月初。直到四月初，才又碰见她。至少现在知道那时碰见的是她。虽然当时不敢肯定。那只是一会儿工夫，连和她说话的工夫都没有。
　　那天我在如琴别墅里。当天已经有许多人来这看过画，人真不少。那时，我已经回到别墅后面余博的小写字间里，找慕老师谈话。他已经卖掉那张花卉，而且赚了钱，因此看见我时又亲热又得意。
　　“莫亦，”他和我寒喧之后说，“你告诉我，画家是怎么生的？一个人肯一世饿着肚子，裤子上是洞，脚趾头露在鞋子外面到处跑，然而甘心情愿地只想在一块画布上涂上一点儿颜料。哪个是疯子呢——是他，还是我们？你上次拿我们的两千五百块钱块钱怎么用的？”
　　“我花掉了。”我说。
　　“当然，”他附和我说，“我不会想到你拿去买股票。不过，为什么不买套新衣服，或一双皮鞋呢？”
　　我低下头看看我一双又歪又破的皮鞋，耸耸肩膀。我不懂这关他什么事。“噢，”我说，“把它擦一下，想来就好看了。那要看我会不会想到擦它。”
　　“这双鞋子还有底吗？”他问。
　　我对他苦笑，可是两只脚仍旧牢牢站在地上，因为我知道，他这人可能把我的一只脚拎起来，就像铁匠钉马蹄铁那样。“我没有想到你会关心到这上面去。”我咕哝着。
　　“不要瞎扯。”他说。可是脖子慢慢红起来，一直红到那线条干净有力的下颏。
　　“好吧，”我说，觉得有点傻，“下次价钱里给我添双皮鞋。”
　　他骂得像个开卡车的一样。我出去找余博仕了。
　　起先我没有看见他。他那时正站在门口送一位主顾走，别墅里人这时差不多走光了，只剩下几个还立在一隅。要不然的话，一间大屋子简直是空荡荡的没有人。不知是谁的的几张画挂在靠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我向那些画走去。
　　屋里光线和其他画廊一样，很暗淡。墙上的画好像有它们本身的光彩，映出太阳和海洋，早晨的天空和中午的大地。这一来，屋子里显得更加阴暗模糊了。我听见身后好像是慕小华老师从写字间里出来，微微转身一看，却没有人。再回过身来时，我觉得自己的心好像停止跳动一样。
　　垂在僻静处的几张画背面，有一个人站着——一个年轻女子，海军式上褂，裙子拖到脚踝，紧站在那张“观云亭”对面。从屋子这边黯淡的光线里望过去，只能看见这么多。她的手蒙着脸。我觉得她在啜泣。
　　“明明。”我说。也许只是自以为说了一句。我想走过去，到她跟前去，可是腿像铅一样重。仅仅把一条腿挪前一点，心里感到一阵迟缓沉重的起伏，人不住断断续续地透气，像在大风里那样。
　　她抬起头来。有这么一刹那，我瞥见她的脸，被眼泪洗得又湿又亮，接着——就不见了。就这样简单，也许出去时走的是门——我可不清楚，余博仕那时恰巧回来，往旁边斜一下身子，就像让人过去一样。也许就是明明。
　　他笑着向我这边走过来。可是看见我的脸时，他的神色变了，“老天，莫亦，”他喊，“是怎么回事？你的脸色多难看。”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来。人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走过他面前时，一句话不说。他站在后面茫然望着我，摸不着头脑。
　　街上只是些普通的过客，我并没有指望会有什么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