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庐山 二
September 9th, 2019
我的房租又过期了。我想老马若不是看在孙老师的情分上，铁定就会叫我走。如果不做一番二次大改造，没人愿意花钱住进被我窝居了这么久的一间被世界遗落的宅窝，家具破旧不堪，天花板上全是积灰。尽管如此，我跟他讲起暖气片的事，他听了还是满不高兴。“这不是酒店，”他说，“不是你付的价钱——酒店！”
我真怕和他碰面。他站在我面前，总是紧闭着嘴，肉嘟嘟的双手抄在肚子上。眼睛里那种神情，好像把我的将来全看透了，而且看出我的将来也和过去一样没有希望。也许令人奇怪，为什么我不离开这里，搬到别处去。事实是，我没有去处，寒冬里依然愿意供人居住的山上地方不容易找。何况，自从与山下的旧日时光道了别离，捉襟见肘的我差不多一直欠着房租，而那些日子里，我自己简直一点指望都没有，所以只得住下去。我敢说，换一处能常年租的地方也好不了多少。
那时，仿佛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喷薄爆发。在我们脚底下的城市里，城市扩张与房产泡沫价格像核子武器启爆、或是中心爆裂式火山喷发一般势不可挡。这正是所谓投资家与事业者最好的盛世。财源滚滚，或者加官进爵。可是，它不是我的世界。我两者都不是——既不功利，又无大志。我有骨子里的叛逆前卫，这使我不能心安理得随波逐流；但又有长年累月里积攒下的保守教养循规蹈矩，这使我不能肆意妄为不计后果。总之彻头彻尾是一个纠结痛苦的悲剧。
我相信老马还是挺欣赏我的文笔，不过从不说出口。读书会聚集时，每当我念诵自己文章中合着话题的某一小段，而不是如其他人般只是从书籍中摘录一节诵读，他便时常站在一旁听着，闭着嘴，抄着手。有一次我在自己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流水账似的介绍牯岭街几处旧所在的日记，老马似乎喜欢极了，已经有点醉醺醺后又特意把我拉入他外来好友一起小酌的餐宴。我想要是认真帮他写一篇推广的软文价值可要大得多了——如果我愿意的话。不过他可不会知道。我也不懂得，他看中这篇流水账什么地方——也许一点美好日子的回忆吧。我原来打算表达出夏日的清幽，云雾涌动不息弥漫过松林的那种安静，褪色刻字的旧石块弃在永远闭门民国老别墅草丛中的那种沉寂。也许他也是从中体会出了某些念旧——或者只是猜想，我可不清楚。
他不喜欢我真正要写的那个年代的故事。现在我回想起来，才明白那些故事对他来说不过是老一套——只是那个时代罢了。而他就曾经陷在其中，像蜜糖里的苍蝇一样。整个世界陷入疯狂，许许多多人毁损的命运，却也有许许多多人如鱼得水。对于反思他怎么会喜欢？那些他真是太熟悉了。作为既得利益者他拥有的东西还能过一辈子呢。
可是留在山上的前两个月，整整两个月却充满了希望。两个月后，我才发觉，我构思的想法照样不受人待见。
到了又一周的晚些时候，我的运气才转。当时，我并不认为是转运，我以为不过是侥幸而已，别的都说不上。
那天收尾后辰光还早，我沿花径绕着如琴湖多走了几圈，后来夹着笔记本回住处，路上无意间停在如琴别墅的门口。我从没有进去过。在那些日子里，它并不只是留守在围堰湖畔的一栋石砌老别墅，而是兼做了画廊。当下却正聚了几个人在客厅里烧暖了壁炉饮茶畅聊——零碎颇大声的只言片语从玻璃门缝中挤出来，裹在寒风里钻进我耳朵，的确是要写作一些关于此地作为有实无名租界与国民党政夏都的种种故事。多少出于好奇心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口渴，更有可能只是想取暖，我推门走了进去。正当我立即就为自己的冒失暗自后悔时，余博走过来，问我有什么事。
现在我和余博混的很熟了，他的为人我太了解了。其实四年前，就是他替我，把我的“鬼”故事系列介绍给了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现在懂得他为人又胆小又心慈。他当时看见我进来恐怕略有不快，因为一望而知，我年纪不是他们同一时代圈子的。可是毕竟来者是客。那些日子里慕小华老师也正合作经营着画廊，只是那天恰巧不在，否则的话，余博会让他出来同我讲。他知道怎样对付那些游人中的不速之客。
余博从茶台后走出来，向我勉强笑着。“小伙子，”他说，“你有什么事吗？”
我看看他，又看看门外冬季的夜色愈浓。噢，好吧，我心里想，反正有什么关系？“我想讨杯热茶喝，”我说，“你看行不行，也许，我能参与和你们一起聊聊创作？”
余博手堵着嘴，轻轻咳嗽，“庐山故事吗？”他问。
“是，”我说，“多半是的。”
余博又咳起来。我懂得，他想同我讲：小伙子，看上去就真心不合适。可是他没法使自己讲这种话。他怕看见他说了“不行”之后，人家眼睛里面那种难堪的神气。要是杨阳在场的话——他就会直截了当地打发我走开。
“噢，”他吞吞吐吐地说，“我不确定。当然，我们聊的都不是……我们交流的不是眼下时光的事情……以前年代的故事……不过，你来说说吧，你想说的想法……嗯……”
我喝口水，想了想。没什么可指望的，可是有人允许我冒昧地说说自己的想法，在我就不错了。客厅里很暖，而我其实是又冷又倦。“庐山给人的侧重点都在李德立之后的’租界’上，”我自顾自讲着，“然后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夏都。虽说是收回了洋大人的百年地契，但接着重点还是达官显贵们的避暑别院。”
“是的，我们正在聊。”余博沮丧地说。
疲倦、饥饿、寒冷，长期的等待和失望，一起把我的喉咙堵着，当时我说不出话来。我想羞愧却失望地转身就走。可是我没有这样做。
我说：“再然后是伟大领袖的会议……”
“哪次会议？”
“最后那次。”我说。
余博叹口气。“我就怕……”他说。
“但我说的重点是还要往后，宣布改革开放的初期……”
“这还不错。”余博黯然说。他竭力不要显出太使人失望的样子，可是我能看出他为难。他好像想不出话来敷衍我。我想，好，来吧，为什么你不说出来？叫我出去，说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频道上……
“这里既有它最保守底线的政治形势要求，却又因为特殊人员层次的缘故，能在变革的新时代最前沿悄悄玩耍……就像我前段时间晚上，在空荡荡的街上迷雾里，遇见一个独自玩着游戏的小孩……”说着我拿出前几天凭记忆随手画的一张素描。
突然间他的眼睛一亮，饶有兴致的盯着我。“孩子？”他叫出来，“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自己也望着他，也奇怪起来。“怎么，”我莫名其妙地说，“这算不上什么。不过是偶尔的一次巧合——我在正街的街心公园碰见的一个小女孩。我只是在刚才表述那个特定年份背景时，一下子联想起了这样的情景……所以连我都没在意就把它带了说出来。”
“哈，”余博快活地说，“尽管——这个故事的开头可不同。好，很好。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它？我能在这里面见到过去。对了，小伙子——我在哪里见到过你描述的这个小女孩，可是我说不出是哪儿。”
他端起茶杯却忘了喝，怔怔地出神，又放下来，走开几步，再走回跟前。他的兴致好像高得多了。我有种感觉，觉得他所以高兴，是因为他不需要完全没有共同话题，而把我打发走。我的心开始跳起来，不知不觉也许还有了点笑意。
“对啦，”他说，“这孩子有个地方叫我想起什么来。会不会是早先哪段故事里的那个孩子？”
我抽了一口气，刹那间，我又恍惚回到雾中同明明在林荫道上散步时的那种梦境。
“不是说你编了一个故事，”他赶快说，“甚至也不是同一个孩子，你描绘的画面比描述的情节更是吸引人的开端。不过总觉得都有那么一点点东西，这使我想起一些往日时光的情绪来。”
他敏捷地直起身子，“这幅画卖给我吧。”他说。可是脸色突然沉下来。我能看出，他想做出什么决定。我知道自己不值一提，不过是勇气可嘉、信口直言……要是他性格不好或情绪不佳，我连一口水都混不到嘴。现在，我回想当时的情形，敢说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喂，小伙子，”他说，“你贵姓？”
我告诉他我叫什么。
“那么，好吧，莫亦先生，我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办。我想买你的这张画，给你两千五百块钱。”
当时我的心底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两千五百块钱……相对于我随手画下的素描，这可是一大笔钱。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幽闭生活，我需要的是清静，而不是冷清。机缘巧合下撞见一个世界的人似乎太渺茫。对世人的厌恶与对世人的渴望同样强烈，想要独处，却需要有伴来独处。可是我不肯将这份激动显得太急相。我们真是自找苦吃，人家已经把我们看透了，还要瞒人家。
“好的。”我说，“谢谢。”
他进办公室去拿钱之前，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把本子丢在桌上，恰巧被我瞥见。上面大概是画廊里的账目。各种条目下，我看到最下面写着一行：
莫亦画一张 1500元整。
我的心一时又沉下来，因为我以为他刚才说的是两千五百块。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感觉太难受时，他已经拿了钱出来。数了数，的确是两千五百。我打算谢谢他，可是他拦着我。“不，”他说，“不要谢。将来我也许要谢谢你呢，谁知道。”
他朝我腼腆一笑。“最糟糕的是，”他说，“没有人记录我们的时代。没有人真实描述我们生活的时代。”
我嘴里咕哝了几句什么青年才俊。“不，”他说，“我们绝不能从娱乐至死里见到我们时代的面貌。”
我的神气看上去一定像吃了一惊，因为他又咳起来，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告诉你几句话，莫亦，”他说，“我给你一点忠告。这世界上到处是故事。每天都有无数的人与人之间交集出故事，可以成百上千地写下来，甚至成千上万地编出来。但有时候太直白的表述并不一定合适表达。你把公园里那个小女孩画下来，委婉地描绘出你心目中的这个或那个时代。用静谧对抗浮躁，用隐晦躲避审核。我会被吸引，许许多多人都会被吸引。别管那些痛苦的文字，世界上太多投机取巧和幼稚低劣。画一幅伟大的作品。我来使你成名。”
他腼腆地拍拍我肩膀，送我出门。外面冬气凛冽，暮色苍茫，可是我已经感觉不到是不是冬天了。
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记事本上那笔一千五百元的真相。他认为那副画完全值得这个价钱，他又怕慕老师早上看见讲话，存心自己掏腰包来凑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