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要我给你找一个叫明明的女孩子。”王仕华说，“你不知道她住在哪儿，也不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我要说，你这个难题出得真不坏。”
　　“她的父母是教师，”我告诉他，“教学生。”
　　“这样找起来容易些，”他说。“知道哪所学校吗？”
        我说不出来。我告诉他，他们的名字里似乎有“复旦护士”什么的。
　　“复旦，”他咕哝着，“护士。”他又想了一下。“以前复旦的一支来过这里，但一个月多就离开了，”他说，“在莲谷路那边以前倒是有一个护士学校。”
　　“对啦，”我赶快说，“以前他们就在那儿。”
　　老王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嗯，那么帅哥，”他说，“那里现在早就是财政厅宾馆了。这该是另一个学校。”
　　“你当真见过这孩子吗？没有记错？”
　　“当然见过，”我说，“我还给她画了几张速写呢。”
　　他摇摇头，不敢断定。“这不能算数，”他说，“我怀疑，她也许是你编造出来的。”
　　“不是，”我说，“我没有编造她。”
　　我们站在台阶口，就在他茶室前面。早上外面又阴又寒。要下雪了。我能从风中闻得出，冷得有些打颤。可是老王套了件茶服长袍，好像并不觉得。他习惯了，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使我想起鄱阳湖上一班老渔夫来，日日波涛欺，年年风雨挞。可是老王没有一点大江大湖的气息；他视城镇街道如同潮汐和河流；他的脸也是一张城市的脸：苍白、易怒、易喜，警觉、狡黠和自信。那上面没有一点大湖的默想，那种耐性的、湖泊一般的沉思……
　　“你若是一定要找到她，我就替你打听一下。”他说，“再问问熟人看。不过，你听我说，帅哥——”他把声音放低，焦灼地说，“在山上，与人相处要有度，与女人更要有分寸适度，不然很难相处，哥是过来人，经历多了，看的也多，三思……不要到警察那里搞出麻烦来。这样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接着他又补上一句，“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我不过是打算找她画个像罢了。”我说。
　　我认为不过这样，我当时真敢发誓。
　　我又回到甘泉别墅的蜗居，打算继续叛变跳槽的工作。我在画一张中幅的海景，上面有人溜冰，靠记忆和几张速写做底子。可是我简直画不下去。心思全不在上面，四面八方的事同时涌进脑子里来。我不住盘算，要不要动手替慕老师画张花卉，惦记着老王会不会打听到一点护士学校的事。我想到玖居不舍餐厅，想到吧台顶上的壁画，那上面还有多少地方没有动手。我觉得自己彷徨不安，下笔既没有把握，光线又坏。幸而捱到午饭时刻。我收起画具出去。
　　我来到餐厅，老王不在。我一个人吃。吃完，把吧台后面的人字梯撑起，动起手来。画了约摸一个钟点，老王走进餐厅，就近找一张桌子坐下来，好看我画。我焦急地向下望着他，可是他摇摇头。
　　“帅哥，运气不好，”他说，“对不起。”
　　“你难道一点儿都没打听到？”我问。他脸上带着古怪的神情，朝我望。“跟我想的一样，以前有过一队师生来牯岭镇租了旅社办学，是从复旦来的，”他说，“但那是战争历史时期，何况一个多月后就散了，基本上都去了重庆，小部分原地散了。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后来莲谷路是有一个护理学校，但七十年代末也解散了，后来一直是财政厅宾馆。至于你说的老师后来去了都昌……听说是有一对夫妻，据说那时候熬不住批斗，某天夜里在老爷庙门口投了水……”
　　我俩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燕子把啤酒送上，老王呷了一大口，向后靠起，仰头看我的画，一脸的庄严神气，“看上去很不错啦。”他说。
　　我已经画好一幅湖滨品茗，场景跟花径中的国风堂差不多，一些女人在堂前廊中、如琴湖边树荫下，围坐着石茶桌谐谑谈天。她们都是些清白无辜的裸体，薄纱披肩、搭着各款古装华服的唐女模样。而且我想，老王看了会感到，也可以这样画某些男子。他在这些方面，也是个实际主义者，不过不走极端罢了。他讲究一张画能使他清清楚楚想起他知道的事，再加点暗示，指点一个更好更快乐的世界，这样就成。
　　“对啦，莫亦，”他说，“看这样的东西，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突然他在椅子上坐正，指着侧坐于湖边石上那个半回过脸去的女子，问道：“那个女的怎么啦？我觉得看上去不太好。”
　　“怎么？”我信口问，头也不抬，“她怎么？”
　　“她像淹死的。”老王说。
　　我赶忙转身去看。“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我说。可是话才出口，我就明白了。我把她画在树底下，不知怎么一来，脸部看去很模糊，而且被树影衬绿了，她的黑头发给人以浸过水的印象，整个身体像泡着水……我望着画，心里说不出的一阵难受，我以为这是恼恨自己没有本领的缘故，赶快伸手去拿红颜料。
　　但即使再把她重新画在太阳里以后，我仍然觉得说不出的丧气，这个半隐半露的女子，我私下原打算她是明明——像想象中她日后那样——没想到这样笔不从心，我真受不了。
　　可是丁圆倒很满意这幅画。“怎么啦，”她说，一面走过来，抬头向人字梯这边望，“我想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对啦，莫亦，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敢说这样好看，可并不刺眼。在那扇偏门上面，我还有块地方。我想到过，或者我们也在那上面来点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老王说，“你要开美术馆吗？”
　　“我喜欢把这儿搞得好好的。”丁圆说，“有张画可以把客人的兴致提起来。”
　　“好吧，”老王说，“叫他画我和我的老别墅房子。这样对你好，对我也好。”
　　“不过画好看些，”他又说，“不要淹死我。”
　　归途中，天正降初雪，点点雪花，在山里迷途的朔风中飞舞盘旋，经过褐色的半空，缓缓飘落。天色沉沉，全部城镇望去一片灰白。走路时，天好像压到我身上来。我想起山脚的星子，这时风雪当已长吟卷过沙丘，把湿雪从湖中驱来，在挤在低谷中的矮屋上堆起，高岗脚下浪花飞打，波涛的雷鸣在深深溪谷中浸溢着，宛如山外火车隆隆而过——风和雪，从乌黑到荒闵的、皱摺的北冰洋面，从鄂霍茨克海岸，从西伯利亚冬昏夜暗的高纬度高海拔荒原上吹出来，长驱而南。我想，在我们和等待我们的寒冷、在我们和死的神秘之间，自己究竟能把握到多少呢？一片滩，一座山，几重林木和岩石的坚壁，一堆火——和明天会升起的、给我们温暖的太阳，明天雪止天晴的希望……但假如明天在风雪中不见了呢？假如时间不走了呢？怎么办？还有昨天——假如我们一旦失足在风雪中，迷了路，会不会昨天反跑到我们前面去，就在我们盼望明天太阳升起的地方被我们发现，会不会呢？
　　我进了屋，在门口把肩上的雪抖去。人站在那和我一样寒冷、一样阴沉的外间。老马没有从他温暖的小厅里出来。没有人看看我无论眼中是猜疑、是愤恨还是某种奇特的兴奋。从来没有人在等我。
　　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开口说话。房租已经给足了，我想不出还担心什么。我确信他不讨厌我，而且不可能巴望我碰上倒霉的事情。但至少今晚没再见到他，没再见到他两只肉嘟嘟的手端正地在肚子上一抄，眼巴巴望向我。
　　我慢慢踱上楼，却远远就瞧见自己的房门虚掩着。我既弄不明白，又担心，心怦怦地跳。老马就一直在楼下小厅守着，何况寒冬封山，这里良好的治安不容许有歹人；我没有朋友，想不出会是哪一个，怎么会有人等着我吗？
　　可是我错了，早在推门前，我就知道了：某种内心的感觉告诉我。
　　就是明明。她正襟危坐在靠画架的那张旧椅子上，手缩在膝上小手筒里，脚尖刚刚碰到地板，一顶小圆帽戴在头上。我缓缓走进来，靠门框倚了一下，眼睛望着她，乐得几乎劲儿都没有了。
　　“我觉得也许你想我来呢，莫亦。”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