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静静地坐在大椅子上，我收拾起散乱纸笔，想去找点吃的一会儿佐茶。她的眼睛缓缓向四周移动，对每样东西都要注意一下：破家具，尘积的墙壁，堆在地板上的纸稿；穿的、戴的、素描、罐头、破盒子；被杂七杂八的衣物塞得满溢出来的衣橱；凌乱的床，和床上破烂的被子——这一切在她来之前，我自己从没有想到仔细看一下甚至注意过的东西，现在全看见了，和她一样，第一次看见了。她睁大眼睛，深深透口气。
　　“我以前从没有进过陌生人房间——我以前从没有进过画室，”她说，“真好看。”
　　电水壶里有早上剩下的水，我赶紧倒了灌上新的，插上插头重新煮水。又在已经断电权当储物柜的冰箱里找到一盒茶饼。“明明，这地方真糟。”我说，“脏得很。”
　　“是的，”她跟着我说，“是脏。我本来不打算说……不过我想，既然你先说了出来……”
　　她站起身，摘下帽子，和大衣手筒——若不是山上冬季实在酷寒，这可真是有年头不流行啦——一起整整齐齐地放在椅子上。“我想你这儿不会有围裙吧？”她问，“还有掸灰的东西？”
　　我惊奇地望着她。“你该不是想要把这里打扫一下吧？”我叫出来。
　　“对啦，”她说。“等水开……”
　　我找了一阵，只找出一条毛巾，一块干手帕。她用手帕包着头和下颏，像早年间早早当家的小大人那样，毅然拿起毛巾。接着，两条瘦弱的腿分立着，像大将临阵一样，重新向四下顾盼。她脸色沉下来，“啊，天哪，”她嚷，“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我找出茶饼和几块糖果，到水房里去洗茶杯。着实有点愧疚实际是尴尬。又想利利索索，又想磨磨蹭蹭。洗完茶杯，仓皇又溜回自己房间。
　　我回到屋子里，明明正坐在地板上，抹布似的毛巾搁在一旁，我的那些素描摊在她面前。我进来时，她抬头向我看，颏下抹了一道黑灰，臂腕上也是一道。“我正看这些画呢，”她说，“不要紧吧？”
　　我说没关系，当然可以。
　　“这些真美，”她说，“我觉得你是个很不错的画家。不过，有些……”她拿起一幅小的，迎着光，“我不知道这画是哪儿。我从没有到过这些地方。”
　　她坐在地上，我站在她后面望。她看的是一小幅我用水彩画的八里湖胜利塔方尖碑，几乎是我唯一的不是自然景观的现代城市画面。“是的，”我说，“这个……这些是新的，我猜想，造了还没多久呢。”
　　“我猜是这样。”她附和着。
　　她又拿起一张画来，拿来朝着窗子，迎着下晚最后的那点暗淡光线。“这是老虎山吧，”她指着画问，“但是又有那么多台阶，甚至亭子……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是的，早先是没有的。听说是有家银行在一旁建了山庄，同时增修的吧。”我说，“你去过那里吗？还是你看过那里以前的照片？”
　　“我想并没有。奇怪，”她后来说，“怎么有时候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却显得很熟悉。好像有一朝会见到它们似的。而且就因为你将来会见到它们，你能够记得它们的模样……这听起来不大对头吧，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答，“真给弄糊涂了。”
　　“我想是的，”她说，“是怪。你怎么能记得你从没有见过的东西呢？”
　　她坐在那儿，画搁在腿上，两眼发呆。屋里这里差不多黑了，外面雪下得更大，窗户映成灰白，一切罩在影子里。她好像从这些影子里望出去，望见一些别的地方，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她胸口起伏，嘴唇微张，不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一阵狂风夹雪，打在窗格子上，发出轻微的簌簌声。老房子里隔壁的隔壁传来寂寞的呼叫，她不自在地挪动一下身子，手摸上来，触到我的手。“不，”她细声说，“你不可能这样。”
　　我过去开了灯，简陋的屋子从黑暗中向我们扑来，又真实，又不顺眼。尘积的四壁把“现在”关在四四方方一块静止的光线里。明明叫了一声，站起来说，“多傻，”她说，“这儿我简直没有掸。”
　　“没关系，”我告诉她，“水开了。我们喝茶。”
　　她听了这话，十分高兴，重又坐上椅子，脚尖刚刚够着地。她从壶里把水倒出来，把茶饼递给我，欢快地谈着各种事情。她叫我把慕老师的事从头到尾告诉她：告诉她那个学识渊博的文化人却有着十足豪爽的匪气，我们怎么为那几张小画相持不下，我又怎么获胜了，她兴奋地拍手嚷道，“哟，莫亦，你真行。”她又要我跟她谈老王和他的民宿房子，认为他既然都有自己的湖畔老别墅，一定很有钱。“你想，他肯不肯哪一天让我住一晚？”她问，“我从没有住过民宿。”
　　“可是我住过一次招待所，跟爸爸在山下叫阳新的县城里。蓝白的墙壁，完全没有你说民宿那整面的落地玻璃窗。”
　　她告诉我，她的好朋友姜丽红要上寄宿学校了，“我想，我也许跟她去，”她说，“其实是个技校，不过不是走读制的。学校在小山上，望得见河。姜丽红说，她们每年都会出去春游，或者叫劳动实习。我不大想去，可是妈妈说我非去不可。管他呢，反正姜丽红是去的……我走了会想你呢，莫亦。”
　　“我也会想你，明明。”我说，“在你走之前，你可不可以让我给你画张像？”
　　“我正等着你这样说呢。”她答，“好的，可以。”
　　“那么，你能不能明天来？”
　　可是她眼光避开我，脸上现出茫然的神气。“我不知道，”她说，“不知道能不能。”
　　“后天呢？”
　　她摇摇头。“我尽可能早来，”她答。她只肯说这些。
　　我和她谈书画界现在的奇葩，为了洗钱一副作品可以被抬到怎样百万千万上亿的天价——在我看来是笔大数目。她脸色高兴起来，轻盈的一声笑：“你可高兴你这样有钱？”她问：“你可不能忘记我。”
　　“忘记你？”我叫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
　　“噢，我是说，”她说，“到了你又有钱又出名的时候。”
　　“不过我想你不会忘记我的。”她又泰然说，“因为那时候也许我也有钱了，也出名了。我们两个就可以一块儿有钱。”
　　我说：“我觉得我倒不大在乎钱，明明，我只想作画，替代用文字建造我自己的世界——并且懂得我画的是什么。难的就在这一点——要懂得你画的是什么玩意儿，就要跳出这渺小的伤心的年头，有些真正的作为。”
　　“现在是伤心的年头吗，莫亦？”她诧异地问。
　　我望着她，心想：当然，她怎么会懂得什么叫伤心，她怎么会懂得我的心情？我总陷在一个神秘的谜里，要给这个谜找答案，替自己，也替同类；一个善与恶之谜、真与伪之谜——就是这个世界总在事后才悟出什么是花、什么是土，但总是来不及……
　　她注意地看着我，这时候把茶饼盒子递给我。“来，”她说，“吃一块，你就不会觉得这样难受了。”我看看自己，看看我们两人，不禁大笑出来，她也大笑。
　　可是过一会儿，她又正经起来。“你再没有心事了吧，莫亦？”她问，“我是说——我头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心事可真大。”
　　“不，”我说。“我现在很好了。那天晚上碰见你，我真怕。我觉得人像迷失了一样。”
　　她缩进椅子里，竖起两只手挡着，像是我要打她一样。“不，”她叫出来，“啊不——不要这样说，再不要这样。再说，你并没有迷失。你人不是在这儿吗，这儿可没有迷失啊。这不可能，这决不可能。我受不了这个。”
　　她带着怜惜的神情，又对我说：“不能我们两个都迷失。”
　　这只继续了一会儿工夫，我们又恢复了常态。在我屋里，黄色灯光照着四壁，外面下着灰白的雪。我的画摊在地板上——又是我熟悉的世界了，我每天看见的、真实的、包围着我的世界。“不，”我说，“我没有迷失。我怎么会迷失呢？”
　　“这样说真傻。”她难堪地望着我微笑，“对啦。”她说，“真傻，再不要这样说了。”
　　“因为，”我说，“对你这样的小女孩说……”
　　“是啊，”她黯然说，“我这样的小女孩子。”她站起来，把茶壶和她喝过的杯子递给我。“呶，”她说，“去把这些洗一洗，待会儿要忘记的。”
　　“好的，”我说，“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她说，“我等你。”
　　我走去外面水房，楼梯和走廊上都很黑。楼下老马的偏厅门紧闭。我能听见屋上雪陷进天窗里的声音。把杯子冲洗过，我赶快回来，喊着：“明明。”
　　可是她不在，屋内空无一人。我没有听见她走，连楼下关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可是她走了。
　　后来我才想起，我连她住在哪儿都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