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过后，牯岭镇有了一点儿生气。接着雪就不见了，先被堆成坚硬雪白的小山，再用卡车装了，推到不曾封冻的湖里。有这么一天时间，空气中充满冬天的声音，那是孩子们从小就记得的声音——铲子在冰上的笃笃声，鹤嘴锄的丁丁声，马达的突突声，铁链拖在雪上轻盈的音籁。我画了一张长冲河的素描：河流又急又沉滞。一张小油画：画的女儿国茶园，上面有孩子滑雪。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不想做事，只想在城镇里游荡，让脑子遐想。我一直惦记着替明明画像，计算不知几时才能再遇见她。我已经不再把她当作孩子看待，觉得她好像没有固定的年龄，或者说，年龄正介乎两者之间：你说不出这孩子已是个年轻女子，还是这个年轻女子依然是个孩子。至于她身边的神秘，我努力不去想它。我相信，这世界上的某地如果真正有她，那么在某种状况下，由于某种理由，她总是和我在一起，这就够了。
　　 现在我敢说，就算我那时懂得，也不会有任何关系，这事不操在我手里，丝毫不操在我手里。我不能使春天提早一点来，也不能阻止冬天不在我面前消逝掉。
　　有时候，在夏末秋初，会有这么一天，比所有别的日子都要明媚，天气之佳，使人的心情如醉如痴，像堕入梦中，像沉浸在超出时间与变化的欢乐中。天、湖和天空的颜色浓得不能再浓，平静、明朗，没有一丝风。眼睛从静止的空气中望出去，像飞鸟一去老远。万物自在而清明，永远不灭，永远不变。可是在傍晚的时候，暮蔼升了起来，而且从山下湖中拥来灰色的风云。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沐浴在纯净安谧的光线中，死被遏阻了，而邪恶则离得很远。人类的呼叫，那阵疯狂与痛楚，宁静下来。在这像遥远风涛的宁静中，我听见一种更遥远的东西。因为，在濒临死亡的天边外，另外还有一些东西，邪恶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不受侵犯，没有苦恼，超脱一切。
　　从前，甚至不太久以前，人们以为地是平的，以为天地交界之处，就是世界的尽头。可是最后当人们向那惊涛骇浪驶去时，却一直驶了过去，而且发现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点来。这件事使他们知道地是圆的。
　　其实当初还可以使他们多知道一点东西。
　　在这些短短的快乐的日子里，由于我的朋友陈磊从长白山跑来，使我变得更加快乐了。他一早就到，穿着羊皮外套，脸又大又红，颏下一撮胡子，就象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个艺术家。不过只有胡子像，身上别的地方一处也没有九十年代的气息。他从长白山带来一大缸子人参酒，在我屋里支开板凳就整起来。喝多了就地一躺，墙上地板上全是些他留下的粗野狂暴气味。他含含糊糊絮絮叨叨的过多话语向我伸着火舌，就像要展示地狱里的景色。我自己的性格脾气和他的搁在一起，反而显得矜持软弱、暗淡而拘谨了。
　　他对我很不满意。“咋地兄弟，你搁这块儿干啥玩意儿？画画？”他喊。“肖像——风景——你怎么想得出来？”他又说，“我并不是说，你永远不可能会成为出名的画家，可是我总觉得你不至于没有别的前途。”
　　他的嗓门就像一个航海的老船主，抵得上半个飓风那样高。可怜的陈磊，尽管他那样吼，我从不跟他认真。至于他的话，我老早就不打算了解了。可是我喜欢他的为人，因为我们从前是校友，看见他我真高兴。他的脑子是一阵风，同时能从四面八方吹来，他的思想是一片狂风暴雨。他就爱喝酒。像旧时代的关东胡子一样，在风雪与豪气里疯狂厮杀。他简直自我陶醉；我不知道他哪一年真能改变工作效率。但他是个快乐的人，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天才，他的愿望很小，心事很重，而没有痛苦。
　　他最爱说：“全部的努力应该都属于想让跟着我的兄弟们日子过好。”可是当我说，光凭兄弟义气绝不可能在本质上提高执行力时，他诧异地望着我。“兄弟！”他吼道，“都是兄弟，说了不听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事情都说了可是他们不动那也实在没招啊。”
　　 “况且，”他又说，“大家一起工作之余喝喝小酒，本质上绝对开心，都是自己兄弟，不能伤了感情。”
　　 “慈不领兵。”我答，“别的不说，老天，至少义不掌财，情不立事！”
　　这话他当然没法回答。“噢，好吧，”他咕噜着，声音一半藏在胡子里，“我不过是讲给你听……可是你会看到，”他嚷，“还是一样的。”
　　他一来，把往事也带来了。我想起当年在东北凛冽寒风中过的无忧无虑的日子。想起那年腊九在长白山的情形——零下三十九度的冰天雪地里，瑟缩在室外的温泉池里，一露出脑袋立即结上满头冰晶——木炭炉子，几样小菜，还有那晚上消磨掉的多少瓶冰酒——又想起凌晨撒欢，韩登酒劲上来硬拽我和陈磊窜进老林子里小路，结果被拉开冲锋枪栓、子弹上膛的黑夜里的明哨顶着枪口怼了回来——白天叙旧，夜晚酗酒。那时我觉得，能够把这些永恒快乐长久记忆，就够了，从未想到过共同的事业工作应当怎么办的问题。我们一起去到北京，约我们的同学，约他们的旧友，共同为一件向往的事情奔忙着，是我最赏识的。
　　他能非常赏识的倒是一座江西小城。在长春过了那刻板酷寒的严冬之后，我们共同看到了现实更多东西——三个中心的建筑，日光浸透的一期会客厅，以及在四周表面之下喧嚣的阴影。这使我耳目一新。我昔日内心的迟疑焦虑早已澄清，现在被希望、被好天气，和另外一些我无以名之的东西鼓舞，心儿就欢欢喜喜地向未来开放出来。
　　不用说，老马一见面就不喜欢他。头一晚，他就赶上楼来，叫我们把声音放小些，脸色又青又恶——其实，不用他说，我们看他站在门口，肉嘟嘟的手抄在肚子上，眼睛直冒火，就已经明白。“我不懂你们把这儿当作什么地方。”他说，“我也不懂你们可知道自己在这儿干什么。你们不睡觉，别人可要睡呢。实在和你们讲不通，我只有叫警察。”
　　这也不能怪他，我们又年轻、又快乐，声音一定闹得很厉害。我深怕陈磊会拿东西摔他，可是他只吃惊地望了他半晌，咕噜了一句“是，老板”，就走到屋角去。老马踏着军人的步伐下楼去了。我看见陈磊的脸发青，而且的确不痛快，不禁大笑起来。可是他拦着我。“不，莫亦，”他说，“你笑得没道理。这真是个可怕的过往的人。他进来时像块黑漆漆的冰，我的鲜活全给冻结了。不，从现在起，我可要小声说话。”
　　尽管我在笑他，他的话我可记着。
　　有一个星期光景，我和陈磊在牯岭镇上到处逛。天气好，又有朋友作伴，真快活。我带他上玖居不舍餐厅去。不用说，他在馆子里见到我的壁画，大发了一通火，就像见到有人带着茅台去撸串那样。他认为我干了一件又蠢又俗的事。尽管如此，等到他面前来了一盆红烧牛腩之后，他竟然打算怂恿我再画一张了，也许，就画侧门上那一张，换一个星期的好吃食，他可以陪着指点我直到完工。丁圆把这事儿考虑了一下，可是等到她看见他舌头一大嘟囔着在门口处就打算拉开裤链就地解决后，她歉意地摇摇头。“我并不是说陈磊先生的提议不好，”她说，“不过我要顾到我的客人，我要客人个个都满意这儿。”
　　“没有关系，”陈磊说，“别放在心上。”
　　 “好吧，”丁圆说，“总之，谢谢你的好意。”
　　倒是王仕华尽力设法来安慰他。“你别在意，帅哥，”他说，“有些人除了自己的吃喝外，什么也不看。而我，我有时间还想看看好看的东西。可是你瞧大多数人，他们并不需要这样。他们嘴边的话是，拿汤来。汤来就喝汤。”
　　 “别放在心上。”陈磊说，“有志者不应当仅为糊口而努力。”他又说，“莫亦，我们大家再来一杯啤酒，哪一天你到东北时我用烤鸽子还你。”
　　 “哈，”老王说，“这才是个痛快爷们。”
　　陈磊的一只骨节通红的大手抓着杯子，冲我们笑。“来，为我们的艺术家干杯。”他说。
　　 “为朋友们。”我加上一句。
　　 “帅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老王说。
　　我们一同把鼻子伸进黄沫子里。陈磊抬起头舒了一口气，“其实我明白，”他温和而满足地嚷着，“慈不领兵，义不掌财嘛；兄弟们过得开心就有意义啦。”